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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luojia2007 (地狱里的油条), 信区: Think
标  题: 略论历史人物的评价
发信站: BBS 珞珈山水站 (Tue Jun 19 23:53:41 2007)


略论历史人物的评价



[摘要]: 本文探讨了传统历史人物评价范式所遭遇的困境:价值观的多元化、历史真实的
相对性、不断发展的时代,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对历史学认知的误区。并对历史人物评价的
正确方向进行了思辨性的探索。

[关键词]: 历史人物评价 价值观 困境



一、历史人物评价问题概述



    历史人物的评价从来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我国历代史书就是以人物传记为其主体内
容的。自《史记》以降,评价历史人物几成传统文人的风尚:有人借古讽今,有人托古言
志,有人以古抒怀,不一而足。上世纪50年代,史学界曾就历史人物评价原则、标准、方
法等理论问题进行过热烈讨论,取得了许多共识;60年代,历史人物评价理论的研究,因
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走上了歧途。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人物评价问题
再次成为历史学界乃至全社会的热点议题。许多学者提出了颇有见地的看法,他们的努力
使历史人物评价问题逐渐从浓厚的政治色彩笼罩下走出来,回归学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
价值观的多元化,在近几年,这一问题又有从学术“出走”、转向大众化的趋势。对社会
文明和民众话语权而言,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而对历史学的科学性和价值来说,这种
趋势显然给历史学者们带来了更大的难题。

    事实上,关于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历史学者们从来就没有统一的看法。在世纪之交,
学界又掀起了讨论这一问题的热潮,对历史人物的评价范式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主要分歧
集中在这样几个问题:第一,要不要采取阶级分析原则。江连山、郑师渠、王双全等学者
认为阶级分析在历史人物评价中不可或缺[1],王文和江文同时强调了历史主义和阶级主义
的原则,郑文则对学术界忽视历史人物阶级属性的倾向进行了批驳。而与此相反,一些学
者则对阶级分析法的科学性提出了强烈质疑。巨永明认为“用阶级分析法评价历史人物必
然导致历史人物评价的分歧化”[2];黄留珠以刘秀为例论证“阶级出身决定论”并不符合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3];葛剑雄则认为片面强调历史学的阶级性“是混淆了历史研究与运
用历史研究成果的界限,也使历史研究可悲地沦为政治工具或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4]。
第二,历史人物评价的角度、标准、方法等问题。苏双碧认为,历史人物的评价要具体问
题具体分析,要坚持有利于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标准,且对气节观要慎重[5];葛文则强
调了人物研究要从史实出发,历史学者们要在基本事实上达成一致,在此基础上可以允许
有不同的评论[6];曹寄奴、班震提出评价历史人物的三大关系:时间和空间、静态和动态
、动机和效果[7];胡一华的看法更为新颖,他认为从性格切入是评价历史人物不可或缺的

法[8]。此外,也有学者专门对传统观念中的单个词条进行辨析,例如刘克辉撰文指出:对
历史人物“盖棺论定”是不可能实现的主观想象[9]。

    从历史学者们各自对于历史人物评价范式的观点可以看出,人物评价范式不仅没有统
一的趋势,反而众说纷纭,百家争鸣。笔者认为,这种现象其实正体现了历史学的学科特
性,也显示了人们在试图评价历史人物时所遭遇的困境: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心态面对评
价范式的多样性?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守则?在吸收前辈学者理论成果的基
础上,笔者试图从这两方面展开粗浅的思考。



二、             历史人物评价范式的困境



    朱宗震对历史学家忙于价值观的宣传时所遭遇的困境,有一个精妙的例子,笔者转引
如下:

    “对于专业历史学家来说,当他忙于价值观的宣传的时候会陷入巨大的困惑之中。以
吴晗为例,1943年他写的《明太祖》,在缺乏政治敏感性的前提下,评价朱元璋是‘历史
上伟大的民族英雄之一,有史以来权力最大、地位最高的皇帝。’未经他的同意,这本书
被列入了潘公展主编的‘中国历代明贤故事集’,有吹捧蒋介石的嫌疑。吴晗因为痛恨国
民党,也痛恨自己的书。在胡绳的鼓励下,于1949年重写了《朱元璋传》,他在书中以痛
骂朱元璋来痛骂蒋介石。吴晗到解放区时,将这本书呈献给毛泽东,却遭到毛泽东的严厉
批评。他进入了进退失据的可怜地位。解放后,吴晗力求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于1965
年改写出版了《朱元璋传》。然而,他终究没有得到毛泽东的谅解,蒙冤而死。那么,正
确的评价到底是什么?谁能告诉他?……”[10]

    怎么样正确评价朱元璋?在笔者看来,人物评价体系中的“正确”这个词本身就是一
个伪命题。我们不可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对历史学进行实证性的考量,而应该充分认识到历
史学自身的局限性。具体到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它至少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  价值观的多样性和自主选择

    人类社会是多元化的,向来没有统一的价值观。人们因为不同的性格、经历、信仰,
会有不同的价值观。尽管在古代社会,统治者们常常对意识形态进行人为地推崇或者贬抑
,从而使之为政治服务,但是他们也从来没有办法完全消灭社会的非主流价值观。随着社
会的进步,自由和民主逐渐被绝大多数人认同,价值观的自主选择被默认为人的基本权利
。在价值观多样化的背景下,学者们对于历史人物评价范式的不同看法其实是显示了他们
不同的价值观。哪一种价值观才是科学的正确的?这样的争论不会有尽头。即使是主流价
值观,也会不断吸收新的因素改造自身,因为社会在不断发展,人们的知识体系和观念也
在不断地更新。我们可以用所谓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考量一切评价一切,但也无法
禁止别人用宗教的观念来阐释世界的万事万物。一种价值观对另一种价值观的批判,总是
先入为主地把自己放在正确的位置,然而“自己是正确的”作为前提常常是最经不起推敲
的。

    因为价值观的多样性和每个人对价值观的自主选择,历史人物理所当然不会有一致的
评价。这其实是个非常简单的道理,我相信很多学者在试图建立自认为最科学的评价范式
的时候,都曾想过这个问题,但很少有人面对。因为如果承认这一问题无所谓对错,自己
的理论就站不住脚。

    因此,传统的历史人物评价范式面临这样的困境:在具体历史人物进入我们的思维之
前,价值观早已先入为主。每个学者提出的评价范式都试图证明自己是全面的、科学的、
进步的,然而在本质上,怎么样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只是评价者对价值观的自主选择问题
。但是如果承认了这一点,评价者又无从立论。

2.历史与现在的时空跨度

    事实上,摒弃价值观这个巨大的万花筒不谈,光就历史事实而言,我们都难以触摸到
真实的那一面。关于这一点,几乎所有的历史学者都有清醒的认识。有的人在论述历史人
物的评价问题时,聪明地避开价值观的多元化不谈,只提出要从基本的史实出发。笔者极
为赞同这个观点,但是在避开所有主观评价(尽管不大可能)之后,历史仍然扑朔迷离,
因为基本的史实本来就难以考证。具体到人物来说,复原他一生的所有事情几乎不可能。
以明代张居正为例,从明代至今,历代学人都有关于他的记载,如果不考虑文献的流失,
我们当代能找到的关于他的资料就比明代还要丰富,这就是所谓的历史是“层累地造成的
”。而以史学史的眼光考量,每一种记载在分析其可信度之前似乎都不能被我们直接采用
。而对他的评价,也有诸多版本。与张居正同时代的王世贞写过很多关于张的文章,最尖
锐的莫过于在《张居正公传》中说张的死是因为纵欲过度。但是王和张生前就有嫌隙,这
又鼓励了我们对王文客观性和真实性的怀疑心理。其他的野史诸如查继佐的《罪惟录》和
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除却评论性语言,很多关于张的记载都有考证的需要。凡此种
种,我们只能承认,历史的真实永远只能是相对的真实。邓红风撰文指出[11],历史学从
来无法自然科学化的原因,是因为它的不重复性。而笔者认为,根本原因其实是在于历史与
现在的时空跨度没有根本的解决办法。
    对史实的描述,除了资料的来源需要推敲,角度和思维框架的不同也会给人以不同的
感知。柯文就曾思索过这个问题[12],并尝试面对同样的史料以三种不同的方式讲述同一
段历史,结果带给我们的感观全然不同。对历史真实性的追求不仅面临时空跨度,还需要
考量叙述方式和思维框架的优劣。

    除了价值观的分歧无法统一,历史人物的评价还面临史实的可推敲性。退一步说,即
使承认了我们评价历史人物的前提和出发点只是相对的真实历史,而如何构架这种“相对
的真实”仍然是一个问题。

3.“盖棺论定”问题

    许多试图评价某个历史人物的学者,都有“盖棺论定”的倾向。“棺”是早就盖上了
,“论”却常常定不下来。究其原因,不仅有前文所述价值观和历史学非实证性的因素,
还因为时代在不断的发展和变化。还是以张居正为例,王世贞批评张的虚伪矫饰,从康熙
十八年开始修、成书在乾隆年间的《明史》将张居正描述为权臣,钱穆先生也说在明代的
体制中张是权臣[13],朱东润则认为张居正是划时代的伟大人物[14],从来没有定论。如
果我们考察这些论者各自的时代和生存环境,不难发现个中的微妙因素:王和张的不合以
及张死后的广为诟病,清初康熙对权臣鳌拜的忌惮,朱东润面临的国家内忧外患、民族存
亡的时代特殊性,钱穆所生活的台湾曾长期处于国民党的独裁专制统治。种种迹象表明,
所谓“盖棺论定”只是走不出时代大背景的一个伪命题。刘克辉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人物评
价应该避免“盖棺论定”[15],应该宽容和理解古人,并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史学研究,还
应培育研究者的独立人格。笔者赞同这样的看法,但是认为刘文只是清醒地提出了人物评
价体系的困境,他开出的药方远不足以解决问题。

    历史地看,对某个人物是无法“盖棺论定”的。然而从人们对历史学的期望(或者说
误解)来看,包括一些历史学者本身,总是希望得到确切的、真理性的结论。期望与结果
的差距最终导致人们对历史学的怀疑。有人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也有人说历史是
“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是历史学的困境的真实写照。

    综而论之,历史人物的评价,不仅面临价值观的多元化、历史真实的不可知,还需要
解读不断发展中的时代。想要全面地、客观地评价一个人,何其困难!



三、             走出困境的可能性



    笔者认为,要使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不再使我们感到困惑,首先必须直面它的复杂。
不了解历史学的人们,总是怀着一种理想主义的心态要求历史学给他们确切的、真实的结
果。具体到某个历史人物,则要求历史学给出客观的、公正的、确定的评价,这是一种认
识的误区。对此,笔者想要通过一个“伪命题”对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加以思辨,即历史学
的边界问题。

    “边界问题”是一个伪命题,是因为一方面在学科体系庞杂、知识高度融合的今天,
任何一门学科都无法给自己画出清晰的界限;另一方面,对学科边界的追问只能使自己画
地为牢,不利于拓宽研究视野。笔者提出历史学的边界这个命题,不是为了找到历史学的
边界,而是想要刺激我们的思考: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完全属于历史学吗?评价历史人
物是历史学家的专利吗?

    答案是否定的。很明显,历史人物的评价不仅仅与历史学有关,还涉及哲学、社会学
、心理学、文化生态、宗教信仰、政治和意识形态等等诸多方面。历史学的中心任务不在
于如何评价历史,而在于弄清基本事实,邓红风认为这是西方大多数职业历史学家的态度
[16]。历史学家应该致力于考证历史事实,而评价问题则应“全民狂欢”。当然历史学家
也可以评价历史人物,因为除了“历史学家”这个标签,他们在社会中还扮演着许多其它
的角色,他们也有选择价值观的权利,也有言论自由。人们之所以存在将历史人物的评价
归结到历史学范畴的这种误解,只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历史学家占有相对丰富的史料。笔
者认为,在基本事实的阐述中,历史学家的确占据着得天独厚的高度;而在对历史的评价
中,每一个人都拥有同样的发言权。朱宗震也认为,历史学家对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的权威
性和专业性是一种误解。“在价值观问题上,历史学家和其他人并没有多大的区别。”[1
7]

    这样看来,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并不完全是历史学和历史学家的责任。历史学当然
无法独自解决这个问题,认识到这一点,是走出困境的第一步。

    把历史学从这个问题中解放出来之后,人们仍然要问: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评价历史人
物?笔者认为,在清醒地认识评价范式的困境并且走出对历史学的认知误区之后,历史人
物的评价需要在新的平台和体系中进行,探索多种可能性。人物评价应该走出历史学的窠
臼,有意识地融合其他学科。有的学者已经试图将心理学引入人物研究[18],这有助于我
们从新的角度理解历史人物。而人物评价显然还需要哲学、社会学等等多种学科的正式介
入。这一任务属于全社会每一个人,单纯强加给历史学只能使我们对历史学越来越困惑。


    事实上,应该怎样评价历史人物,并不是本文要回答的问题。对此每个人都可以给出
不同的答案,任何具体的标准和尺度,里面都包裹着某种价值观。引入多种学科的意义在
于给人们提供更多的视角和选择,我们需要认识到:分歧的存在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


    历史人物的评价不可能有统一的标准,并不意味着它可以千变万化,不受任何限制。
在笔者看来,我们对人物评价的思维方式可以尝试进行解构式的界定,以期达成大多数人
的共识。比如评价历史人物应该遵循健康、理性、自由、宽容的原则,进而建立思维方式
的普适性法则。当然,这也有可能使我们走入另一种困境。从思辨的角度看,它只是一种
走出现有困境的可能性。



四、余论



    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原有框架的批判总是轻松的,建立全新
的体系则至为艰难。笔者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批判原有范式的漏洞,对“理想图景”的描
绘仅限于两个假设性的思辨:学科融合,建立思维的普适性法则。前者是根据人物评价本
身的涉及面所作出的拓展。后者则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思维的层次。笔者认为人是在认
知之上形成概念层,在概念的基础上建立思维框架,在思维框架中设立评价人物的具体标
准。显然人物评价的具体标准导致了混乱和争议,因此笔者退回到思维框架中,提出了思
维方式普适性的可能。这两点试探本已存在诸多可待商榷和推敲的问题,并没有指出历史
人物的评价所应该走的方向。传统评价范式和本文提出的问题,都有继续探讨的必要。角
度的细化和人物本身的解构,势必越来越深化。

    因此,“究竟应该怎样评价历史人物?”这个问题不是本文所要回答的。笔者甚至为
追问这个问题的人感到悲哀,因为这意味着自主性思索的丧失。数年前邓正来从哲学的视
角审视法学,提出了“中国法学的理想图景”这个命题[19]。在被人问到他自己的法学理
想图景是什么的时候,他的回答是:“当我把你从狼口中救出来时,请别让我把你送回虎口
去。”揭露困境、把问题连根拔起放在大家面前,这是本文要做的,尽管还远远不够。






参考文献:

论著:

1.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商务印书馆2006年1月版;

2.[美]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
10月版;

3.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4.朱东润:《张居正大传》,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论文:

1.江连山:《杂议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绥化师专学报》1997年第3期;

2.郑师渠:《近些年来近代史人物评价的若干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1997年第1期;

3.王双全:《历史人物评价再思考》,《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
第3期;

4.巨永明:《能“真正还原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吗?》,《探索与争鸣》2003年第12期


5.黄留珠:《以刘秀为例辨析历史人物评价的几个问题》,《唐都学刊》2006年第1期;


6.葛剑雄:《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以事实为依据》,《探索与争鸣》2004年第3期;

7.苏双碧:《历史人物评价断想》,《求是》2002年第20期;《再谈历史人物评价的几个
问题》,《学术月刊》2004年第4期;

8.曹寄奴、班震:《论历史人物评价中的三大关系》,《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1999年第6期;

9.胡一华:《评价历史人物可从性格切入——历史评价方法之一》,《丽水师范专科学校
学报》2000年第1期

10.刘克辉:《论历史人物评价中的“盖棺定论”问题》,《史学月刊》2005年第11期;


11.朱宗震:《多元的价值评价和科学定位——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探索与争
鸣》2003年第10期;

12.邓红风:《历史学与自然科学》,《文史哲》1996年第3期;

13.樊树志:《帝王心理:明神宗的个案》,《学术月刊》199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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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见江连山:《杂议历史人物评价问题》,《绥化师专学报》1997年第3期;郑师渠:《
近些年来近代史人物评价的若干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
1期;王双全:《历史人物评价再思考》,《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
3年第3期。

[2] 参见巨永明:《能“真正还原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吗?》,《探索与争鸣》2003年
第12期。

[3] 黄留珠:《以刘秀为例辨析历史人物评价的几个问题》,《唐都学刊》2006年第1期。


[4] 摘自葛剑雄:《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以事实为依据》,《探索与争鸣》2004年第3期。


[5] 苏双碧:《历史人物评价断想》,《求是》2002年第20期;《再谈历史人物评价的几
个问题》,《学术月刊》2004年第4期。

[6] 葛剑雄:《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以事实为依据》,《探索与争鸣》2004年第3期。

[7] 曹寄奴、班震:《论历史人物评价中的三大关系》,《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1999年第6期。

[8] 胡一华:《评价历史人物可从性格切入——历史评价方法之一》,《丽水师范专科学
校学报》2000年第1期。

[9] 刘克辉:《论历史人物评价中的“盖棺定论”问题》,《史学月刊》2005年第11期。


[10] 此处引自朱宗震:《多元的价值评价和科学定位——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
探索与争鸣》2003年第10期。

[11] 邓红风:《历史学与自然科学》,《文史哲》1996年第3期。

[12] 柯文在《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神话的义和团》一书的序言中谈到自己对于
历史的多维视角的思考:“历史学家也是神话制造者吗?如果我们要分析和解释一个事件
,要把它分解成若干个小事件和个人的经历——如战壕里乏味的生活和恶劣的生存环境而
不是雄伟壮观的战斗序列,那么我们会得到些什么呢?只是一堆杂乱无章、毫无意义的资
料吗?或者更乐观些说,当历史学家试图解释过去或神话制造者利用过去的某些具有象征
意义的信息时,我们得到的是更接近于‘真实的过去’的史著吗?……”

[13] 参见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四讲。

[14] 朱东润在《张居正大传》一书的序中说:“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虽多,但是像居正
那样划时代的人物,实在数不上几个。……”

[15] 刘克辉:《论历史人物评价中的“盖棺定论”问题》,《史学月刊》2005年第11期。


[16] 邓红风:《历史学和自然科学》,《文史哲》1996年第3期。邓在该文第一部分指出
,“目前大多数西方职业历史学家都持有这样态度:……现在历史学家所要做的是研究具
体的问题,弄清基本事实……西方历史研究集中到了对具体问题的研究上面……是西方史
学界的基本状况。”

[17] 引自朱宗震:《多元的价值评价和科学定位——关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探索
与争鸣》2003年第10期。朱文尖锐地指出:“一位历史剧的编剧,可以对历史人物作出自
己的评价,一位乡间的农民,也可以对历史人物作出自己的评价。这是他们的权利。也许
他们的历史知识是错误的,甚至是可笑的。他们或许是社会的强者,或许是社会的弱者。
这一点并不重要。”

[18] 比较典型的有樊树志:《帝王心理:明神宗的个案》,《学术月刊》1995年第1期;
胡一华:《评价历史人物可从性格切入——历史评价方法之一》,《丽水师范专科学校学
报》2000年第1期。

[19] 邓正来:《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商务印书馆2006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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