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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信人: luojia2007 (地狱里的油条), 信区: Think
标  题: 张居正与冯保新论
发信站: 珞珈山水BBS站 (Mon Jun 25 22:00:23 2007), 转信

张居正与冯保新论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对张居正、冯保、文官集团三个角度的分别解读,论述了张居正与冯
保的政治结盟以及这种结盟对万历一朝政治和文官集团的影响。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明代万历
初期的政治斗争的实质。

[关键词]:张居正  内阁首辅  司礼监掌印太监  政治同盟  文官集团



一、张居正研究和本文的视角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明代中后期湖广江陵人。他于明嘉靖十五年
“进学”,嘉靖十九年中举,嘉靖二十六年成丁未科二甲进士。张居正在明穆宗隆庆元年(
1567)以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入内阁,于隆庆六年至万历十年担任内阁首辅大学士,权
倾朝野。从隆庆三年开始,在高拱和张居正的推动下,明政府实行了以整顿吏治、清丈土地
、均平赋役、整顿边防、重农利商等为主要内容的改革(从万历元年开始张居正成为改革的
实际领导者),取得较大成效。万历十年张居正病逝,旋即身败名裂,家破人亡。

    作为有明一代最著名的改革家,张居正向来是明史研究者们绕不开的重要研究对象。从
明代至今,有关张居正的论述层出不穷,近几年甚至出现了“张居正研究热”[①]。主流学
者多侧重于从明代政治史或张居正改革的角度论述张居正的功过是非[②];近些年关于张居
正学术思想的研究也渐趋深入[③];与张居正有关的史实考据也出现一些新论[④];还有一
些学者把张居正与历史上类似的其他人物作比较研究,也令人耳目一新[⑤]。凡此种种,关
于张居正的研究逐步地全面化和系统化,以张居正为入口的明史研究出现了一个新的领域。

    在上述张居正研究的诸多角度之外,有关张居正个人的研究也开始展开。诸如张居正的
人生悲剧、张居正的道德品质以及张居正与明神宗或某些其他朝臣的关系,这些方面一般在
上述一些学者的论述中多有提及,也出现了一些专题研究[⑥],但总的来说还不够系统和深
入。笔者认为,把历史人物还原成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性格有感情的对象去加以理解,原也应
该是历史学家的责任。上世纪中期以来一些学者把心理学引入历史学来分析历史人物就是一
种很好的尝试[⑦]。我们要更清晰地解读张居正,就必须对其个人有更人性化的理解,而考
察他与冯保的关系无疑是一个较好的切入点。

    冯保是神宗皇帝朱翊钧从小的玩伴,明穆宗驾崩后出任司礼监掌印太监。熟悉明代政权
机构的人都知道,这个职位是有着特殊的隐性权利的。张居正得以担任内阁首辅继而推行改
革,离不开冯保的大力支持,前者能够权倾朝野自然也有冯保在背后襄助的原因。张居正死
后冯保立刻被斥逐,家也被抄了。作为政治同盟,他们真可谓“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如
此重要的历史人物,也许是因为其宦官身份,历史资料中关于他的记载远不如张居正详实,
长期以来对他的研究也很不够。虽然谈张居正必然论及冯保,但学界对冯保个人以及冯张二
者关系的深层次研究仍然并不多见[⑧]。笔者认为,分析张居正和冯保各自的人物个性及其
在政治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可以使我们以更近的距离接近这些遥远的历史人物;解读张居
正与冯保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对明万历初期政治态势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梳理此时期复杂的
政治斗争,也有助于我们思考明代文官集团的态势和走向。笔者自知驽钝,本文将要作出的
初浅尝试势必难以完成这些初衷。惟愿抛砖引玉,或许能为力图深入理解张居正及其时代的
学人寻找一个新的角度也未可知。



二、一个真实的张居正



    本文首先试图进行解读的是张居正其人。

    长期以来历代学人对于张居正的评价从来没有定论,关于张居正个人品质也是众说纷纭
。其中一些论述有一种不好的倾向,那就是要么全面推崇张居正,要么给予彻底否定。事实
上一个真实的张居正,必然具有复杂的人性,人为地将其简单化是不可取的。同时人的品格
又往往具有矛盾的地方,历史应该将其客观地描述出来,而不是片面地取其一个方面。基于
这些思考,笔者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解读张居正:



1.没有贪性的贪官



    张居正是一个贪官,这几乎毋庸置疑。《明史》载张居正死后被抄家:“尽发其诸子兄
弟藏,得黄金万两,白金十余万两。”[⑨],《罪惟录》亦有相同的记载:“上辄命籍其家
,得黄金万两,白金十余万两。”[⑩]。这样数额的家产足以断定张居正是个贪官,因为光
靠俸禄决不致如此富足。与张居正同时期的著名清官海瑞,死的时候同官替他清点遗物,全
部家财只有薪俸银一百五十一两(一说只有十多两),“卒时,佥都御史王用汲入视,葛帏
敝籝,有寒士所不堪者。因泣下,醵金为敛。”[11],与张居正的豪宅万金形成鲜明的对比
。历代为张鸣冤的人亦少有在此问题上直接翻案的,据此可知张是贪官这一点,人所共知。

    但是万余金十余万银实在不足以证明张居正的贪性,论者多不屑于纠缠张的家产问题,
也有这个原因。须知张家从张居正小时候起就是绰有余裕的,后来他秉政十年,权倾天下,
其间皇帝赏赐无数,朝臣亦多有私人赠与,积累起的这个家产数目其实无足厚非。我们只需
想想严世藩、冯保的百万家财就足以知道张居正的相对清廉:以当时官场贪污贿赂几成风的
习气,加上张氏鼎盛之时的权势,若致力于敛财,决不致于只有这个数目。何况张在任期间
,一直极力倡导廉政,曾一度轰动朝野。他针对“吏治不清,贪官为害”的问题,大力整顿
,抓了一些重大腐败案件。从常理的角度来说,这些事实都让我们难以相信张居正的贪性。

    据此笔者只能作出如是结论:一个没有贪性的张居正,无心插柳抑或不可避免地成了贪
官。



2.一个正直的小人



    从一些方面看,张居正是一个原则性极强的人。其当国之时,极为重视政令的落实:“
为政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虽万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12]。他治事
苛刻而严格,不惜被一些官吏所诟病,例如《明史》载“时承平久,群盗蝟起,至入城市劫
府库,有司恒讳之,居正严其禁。匿弗举者,虽循吏必黜。得盗即斩决,有司莫敢饰情。盗
边海钱米盈数,例皆斩,然往往长系或瘐死。居正独亟斩之,而追捕其家属。盗贼为衰止。
而奉行不便者,相率为怨言,居正不恤也。”[13],《罪惟录》上也说“居正一意以其初所
陈六事力行之,期于法之必行,言之必效”[14],即使是对于皇帝,张居正也不免严厉和苛
刻,早在万历小时候,张居正监管他的功课,每天检查皇帝背诵前一天为他所讲授的经书和
历史。如果皇帝背得流畅,张居正会颂扬天子的圣明,如果结结巴巴或者读出别字,张就会
立即拿出严师的身份加以质问,使他无地自容。正是这种雷厉风行的正直精神,使他所推行
的改革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使社会中积弊已久的土地、国防、吏治等种种问题有了很大的改
观。

    但是一个正直的张居正也有无耻谄媚的时候。冯保的生圹(墓穴)建成后,张居正特地
作了一篇《司礼监太监冯公预作寿藏记》,字里行间,高唱颂歌不已。其文曰“霄壤间万物
皆有尽,惟令名为不朽”,“公昔以勤诚敏练早受知于,肃祖常呼为大,写字而不名。”,
“上日御讲帷,无间寒暑,公惓惓勤学,侍立终日,日无倦容。”[15],以一个堂堂内阁首
辅大学士的身份,去给一个得势的太监写“寿藏记”,文中又有诸多露骨的吹捧,无论此中
张居正有何种苦衷,终不免落得世人耻笑。

    于是我们似乎可以这样理解张居正:官场险恶,人心叵测;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所以
一个正直的人,也终不免有低头做小人的一天。



3.带着几分书生气的政治家



    明朝所采用的是典型的文官制度。这主要是指:其立国的宗旨为礼法并举的儒家礼乐制
度,其选拔官员的方式为程序严格的科举制度,其官员构成与权力的实际操作也都由受过儒
家诗书教育的士人来承担。这就是说,明代官场尽是读书人。张居正当然不例外,他十二岁
“进学”,十六岁中举,二十三岁得中进士,是靠读书人的身份通过科举考试敲开仕途大门
的。但当他大权在握,权倾朝野之时,他便成为一个政治家。

    本文对于读书人与政治家的定义,有些是笔者自己的粗浅理解:政治家大多都是读书人
,读书人则不一定有成为政治家的勇气和能力。政治家需要因势利导,能屈能伸,为一些大
的利益不惜牺牲名节;读书人则不然,他们重名誉,守礼节,视纲常伦理重于性命。用现代
人的眼光来看,读书人迂腐固执,政治家圆滑精明。

    从本质上讲,张居正是一个政治家,这一点从他与冯保的结盟以及他革新政治的大手笔
就可以看出来。他甚至为了继续把持朝政而不惜接受“夺情”之议,公然放弃被读书人视为
立身之本的孝道,甚至在守孝期穿吉服主持神宗的婚礼,为天下士人所诟病。给事中李涞的
疏奏就很具有代表性:“谓使居正不服吉,不可以将礼,将礼而服吉,恐非上所以处居正,
与居正所以自处”[16]。

    但是作为政治家的张居正终究出自读书人,所以有些做法很自然地烙上了书生气。他“
勇于任事,慨然以天下为己任。”[17],然而须知天下乃是皇帝的,做臣子的因一时得宠,
贸然“以天下为己任”,势必威权镇主,不得善终。可惜张居正并没有很清醒地看到这一点
。他认为自己幸逢千年难得的君臣知遇,是施展抱负的绝好时机。他说:“皇上宠臣以宾师
不分之礼,待臣以手足腹心之托,相亲相倚,依然蔼然,无论分义所当尽,即当恩款之深洽
,亦自有不能解其心者。”[18],又说“士而知己,许身尚不为难;臣之受恩,捐躯岂足云
报!”[19],张的这些感慨明显带着几分书生意气。他只需冷静地作一番考量就该知道险恶
的官场瞬息万变,神宗对他的恩遇并非源于对他个人的私恩偏爱,而是基于对国运朝政的重
视。他作为臣子,行使的乃是皇帝的权力。内阁首辅只算是皇帝的首席秘书,他慨然“秉政
”,实为名不正且言不顺。以一个政治家的精明,他就该时刻自觉或不自觉地让神宗产生这
样的感觉:他的权力是神宗给的,神宗是真正的执政者。然而事实上张居正却轻信了神宗对
他似乎很特殊的“感情”,事事都要“政自己出”[20],对同僚阁臣视若无物,“居正事取
独断,已不复谘访,尝病假一日,遽入取调阳拟旨,皆更定。”,“四维恂恂若属吏”
[21]。居功而不知让,位高而不觉危,这必然使神宗感到压抑和忌惮,从而为张氏的祸发身
后埋下伏笔。



三、历史的暗角——“大伴”冯保



    在传统价值观里,宦官是一个为士人所不齿的群体。他们被轻蔑地称为“珰”、“大珰
”、“权阉”,他们没有社会地位,也不属于正常的行政官僚体系,严格意义上说只是皇室
的私家奴仆。他们蛰伏于深宫内院,隐藏在历史的暗角里。因其长期与封建政权体系的核心
——皇帝的近距离接触,使他们得以有机会干预朝政。自秦汉以来,宦官干政屡见不鲜,势
大之时甚至可以擅自废立皇帝。明代的权宦亦不少见,冯保就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

    冯保,北直隶真定府人。其人曾受经史训练,且有应接策应之才,平素爱交接朝臣文士
,胜任秉笔职务。他随从隆庆自裕王府入宫当差,曾长期在万历皇帝朱翊钧的生母李贵妃(
即后来的李太后)身边服役,深得李太后及幼年朱翊钧的信任。朱翊钧称呼他为“大伴”。
隆庆帝死后,冯保出任司礼监掌印太监,与张居正联合发动壬申政变,逐走高拱,将张居正
推上内阁首辅的位置,继而协助张氏秉政,是张居正改革在宫内的权力支持者。

    冯保也是一个有着复杂个性的人。一方面,他贪污成性,史书有云“然保性贪”,其死
后被抄家时,“尽籍其家,保金银百万,珠宝瑰异称是”[22]。他精明狡猾,工于算计,在
内失宠于隆庆、外交恶于高拱的危难之时,他双管齐下,内倚李贵妃,外联张居正,直接策
划并促成了隆万交替之时的壬申政变。他仗势凌人,作威作福,“因恃势招权力,大臣亦多
与通,爵夜至禁门,守门者不敢诘,其横如此”,“保益横肆,即帝有所赏罚,非出保口,
无敢行者”[23],连皇帝都为其所抑,可知冯保的猖獗一时。另一方面,冯保又是个知书达
礼、颇明事理的人。他监督万历却珍玩、端好尚,“保亦时引大体,内阁产白莲,翰林院有
双白燕,居正以进。保使使谓居正曰:‘主上冲年,不可以异物启玩好。’又能约束其子弟
,不敢肆恶,都人亦以是称之”[24]。万历一旦宠幸了导其玩乐的小宦官,冯即向李太后(
即前文的李贵妃)报告。这样虽然使逐渐长大的万历帝积怒于冯保,使保亦不得善终,但也
不能不承认冯氏在万历的成长教育中协助李太后发挥过一定的作用。

    以构陷高拱为中心的壬申政变,冯保在其中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他熟知宫廷内以李贵
妃为主的忧危顾虑心理,对于太阿外移,皇权受侵有高度的戒备。而高拱其时正欲削司礼监
之权归于内阁,当他的《特陈紧切事宜以仰裨新政疏》被以内批形式退回时,“拱得旨,曰
:‘安有十岁天子而能自裁乎?’内臣还报,保失色,故谬其词以激上曰:‘高先生云十岁
孩儿安能决事?’上怒,入告两宫,皆讶之。……十岁儿之说,酿毒不可解”[25]。冯保此
举意在针对皇室的特殊过敏心理,着意挑动万历母子将高拱置于政敌的地位,备加憎恨,又
激发其狭隘的报复心理,从而营造出发动政变的必要气氛。这一招毒辣至极,也收到了预期
的效果。在隆庆去世后第六天,便发生了带有戏剧性的转折事件:即高拱被逐,“江陵柄政
”的时代由是开始。这并非高拱一人去就的问题,而是意味着隆庆垂危嘱托的部分被推翻,
意味着朝廷权力的大变。因为张居正与冯保在此前形成的政治同盟关系,以及壬申政变后二
人分掌内外大权的局势,使得高拱被逐的问题变得极其复杂。这其中的阴谋使此事的评价问
题在政治和思想上出现了一道深刻的裂痕,论者大多肯定张居正的政治贡献,而他的人品素
质,则成为四百年来屡受訾议的问题。

    冯保与万历皇帝的关系也充满了假象和迷雾。万历对冯保的感受很复杂,应该说对他还
是有些爱敬和倚赖的。万历十岁临朝,冯保总在近处照顾他,使他可以壮起胆来。这些,少
年的万历是感激,并且觉得很需要的。但是冯保监护者的身份,又使万历对他怀有敬畏之感
。冯保像个影子,总在暗地里查看他,每逢万历有何出格之举,冯保即向太后告发,还常常
夺去他的心腹和玩伴,诸如孙海、客用等人“为乾清宫管事牌子,屡诱帝夜游别宫,小衣窄
袖,走马持刀,又数进奇巧之物,帝深宠幸。保白太后,召帝切责。帝长跪受教,惶惧甚。
保属居正草帝罪己手诏,令颁示阁臣。词过挹损,帝年已十八,览之内惭,然迫于太后,不
得不下”[26]。冯保倚太后之势督责万历,结果是使万历对其惧惮不已,“保倚太后势,数
挟持帝,帝甚畏之。时与小内竖戏,见保入,则正襟危坐曰‘大伴来矣。’”,在中官陈冯
保之恶,将要把他法办之时,万历“犹畏之,曰:‘若大伴上殿来,朕奈何?’”[27]使皇
帝对其畏惧到这样的程度,其祸也已不远了。冯保在太后归政于帝、张居正一命归天之后立
即落得抄家发配的结局,自然也在情理之中了。



四、试述张冯的政治结盟兼谈万历一朝的文官集团



    对于张居正与冯保的政治结盟,前文已多次提到。事实上这种同盟关系,不仅是双方政
治生涯中具有关键性意义的转折点,也是明代中后期文官集团形态的一个分水岭。在张冯显
赫一时又双双落马后,文官集团从此失去重心,各持其是,政治形势遂急转直下。多年以后
的明朝末帝崇祯“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28],然而世间已无张居正,即便有,也
不再敢“勇于任事”,而此时的明朝“大势已倾,积习难挽”[29],灭亡便在旦夕之间了。
在本节,笔者将试图探讨张冯结盟的具体细节,以及张冯的秉政实例和人生悲剧对文官集团
心态与整体走向的影响。

    张冯二人的政治结盟,可以从双方各自的角度来进行解读:

    首先,从张居正的角度来看,隆庆末年的政治局势对他来说是不容乐观的。其时高拱担
任内阁首辅,张居正任次辅。高拱其人,气量狭窄,“性强直自遂,颇快恩怨”[30],他骄
傲独断,不把张居正等其他阁臣放在眼里,“不能藏蓄需忍,有所忤,触之立碎,每张目怒
视,恶声继之,即左右皆为之辟易。既渐得志,则婴视百僚,朝登暮削,唯意之师,亡敢有
抗者”[31]。胸怀大志的张居正耻居人下,想要施展抱负,摆在他前面的却是高拱这道难以
逾越的屏障。一方面隆庆皇帝对高信任有加,在他的心目中,高拱是唯一的、不可替代的可
靠首辅,他称赞高为“振今豪杰之才,稽古圣贤之学。养气极其刚大,为众人所不能为”
[32],临死之时,“凭几执拱手,顾皇后曰:‘以天下累先生’”[33],这样看来,高拱的
地位是极其牢固的,不采取非常手段势难撼动其首辅地位;另一方面,高拱与张居正的关系
已经恶化,二人相互猜忌而互为戒备。高拱一直以副手视张居正,他只容许张居正以副手的
身份在内阁驯顺办理,此焉能为以管仲、诸葛亮自比,自负为经国干济之才的张氏所乐于接
受?于是从隆庆六年二三月间开始,二人的矛盾开始公开化,双方以言官为前哨的对垒攻击
便开始了。高拱的得意门生、吏科给事中宋之韩首先发难,倡率另外两个给事中贾待问、匡
铎连续上疏,攻击与张居正关系密切、曾为居正会试座主的礼部尚书潘晟徇私失职,迫其致
仕,“搏击取胜,时论不与”[34],与此同时,对高拱的旁敲侧击和正式弹劾也已展开,以
户部给事中曹大埜的“论大学士高拱大不忠十事”疏为甚,而后隆庆帝立即将曹大埜谪外,
还对高拱诚挚慰留,高度肯定他的人品和政绩。形势是不言而喻的:在正常的程序和手段下
,此时以张居正的实力还无法挑战高拱,不仅升任内阁首辅遥遥无期,因与高氏的矛盾激化
,甚至连固守原位也几乎成了奢望。在自身难保的危急形势下,阳谋不能达到目的,张居正
只好采取阴谋手段。事实上不管他愿不愿意与一个宦竖勾结,和当时李贵妃母子身边的红人
——冯保结盟都将是他必然的选择:隆庆旦夕将亡,朱翊钧即位后,李贵妃势必母以子贵,
司礼监掌印太监的位置无疑将是冯保的。而在明代,内阁负责替皇帝拟旨,司礼监代皇帝“
批红”。如能将内阁与司礼监联成一气,事情自然会好办得多。对这一点,久居内阁的张居
正当然看得很清楚。何况此前冯保与高拱的矛盾也已激化,在张居正看来,与冯保结盟不仅
具有可能性,也具有可行性。这样一来,张居正选择与冯保结盟,合力构陷高拱并将其驱逐
,便成了势在必行之举了。

    其次,从冯保的角度来看,隆庆末年他的日子也不好过。高拱不愿意司礼监分内阁之权
,一心想将“批红”之权也收归内阁。而冯保在政治上具有野心,他因长期担任司礼监秉笔
太监,而一再受高拱的扼制,几次三番未能升任为掌印太监,由此深恨高拱:“初,司礼监
之首珰缺,时冯保以次当进,而偶有不得意于上,拱亦素畏之,乃缘上意,荐陈洪。洪,故
长御用者也,例不当司礼而得之,保恨洪因并恨拱。洪因而力为拱内主,然其人不甚识书,
久之,以忤旨罢出外。而孟冲,长尚膳者也,与司礼远,而以割烹当上意,拱复荐之,而保
居次如故,其恨拱次骨,拱亦觉之”[35],冯保自知势难见容于高拱。在万历登极的第一天
,高拱即上疏吁求皇帝及时视朝,亲览章奏,自主裁决政务,对一切重要政事俱直接批交内
阁,而非转由司礼监处理,言下之意就是要将司礼监之权归于内阁,矛头直接对准当时已任
司礼监掌印太监的冯保,可见二人矛盾由来已久。而冯保长期见宠于李贵妃,与万历和陈太
后的距离也比高拱要近得多,他当然不愿意坐以待毙。于是选择张居正作为政治同盟也成了
势所必然:张居正久屈高拱之下,也有驱逐高拱的强烈愿望;斗倒高拱后,张居正以次辅升
任内阁首辅自是情理之中,到时候内外一气,朝廷上下将无人能与他二人为敌。而冯保长期
在太后皇帝身边服侍,深受信任,要利用皇室“主少国疑”的敏感心理对高拱进行构陷几乎
是易如反掌。于是在张居正与冯保紧锣密鼓的阴谋策划中,壬申政变的帷幕就这样拉开了。

    从以上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张居正与冯保的政治结盟实际上是被高拱逼成的。高拱同
时与张冯两人都酿成了水火不容的矛盾,迫使二人合力对付他,这不能不说是高拱的失策之
处,抑或是他自信狂傲的性格所致。张冯的政治结盟彻底改变了万历一朝前十年的政治形态
,二人几成只手遮天之势。由是张居正得以放手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推行新的政治理念,
“居正固有才,其所以得委任专国柄者,由保为之左右也”[36];而冯保得以巩固了自己宫
内第一权宦的地位,也便利了借机敛财中饱私囊。张居正与冯保均知二人的联盟是危急之时
的必然选择,二人唇亡齿寒,合则两利,分则两伤,这种认识客观上巩固了两人的关系,所
以在外人企图离间张冯的时候,虽然“数用计使两人相疑”,但二人却“旋复相好”[37]。
这并不是因为二人志趣相投、相交深挚,实在是形势所逼。只要二人稍生罅隙,便易为人所
乘,重蹈高拱的覆辙。张居正作为一个从传统儒家教育走出来的官员,和一般士人所耻与为
伍的宦官相交,与其共划阴谋,他对此需要作出道德操守上的牺牲;而冯保为了保持与张的
融洽,也不得不约束党羽、稍事收敛。但这些所谓牺牲毕竟都是次要的,共同的利益才是动
力的来源。所以张居正与冯保的政治结盟,本质上讲是一种共同利益的结合体。

    张居正通过与冯保的政治结盟,走上了权势的顶峰。十年秉政,荣宠至极。身死之后,
俄而身败名裂,家破人亡。这一全过程对整个文官集团的心理打击无疑是沉重的。自嘉靖以
来,内阁握有实权的官员相互倾轧、内讧已经成为习惯性的权力更替的方式。张璁、桂萼之
与杨廷和、蒋冕、毛纪,严嵩之与夏言,徐阶之与严嵩,高拱之与徐阶,高拱、张居正之与
李春芳、赵贞吉,张居正之与高拱,这些内阁官员的纷争,无一例外是以斗倒了前任首辅作
为上台方式的。历届首辅虽显赫一时,身败名裂却也在顷刻之间,极少有人能幸免。这种当
权与失势之时的落差在张居正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方其秉政之时,皇帝亦尊其“元辅张先
生”,还指天誓日地说:“先生精忠大勋,朕言不能述,官不能酬,惟我祖宗列圣必垂鉴之
,阴佑先生子孙,世世与国咸休也”[38];然而居正身死之后,万历又是如何“阴佑先生子
孙”的呢?万历十二年,皇帝诏令查抄张居正家产,江陵府地方官闻风封了张宅,等到负责
查抄的京官到来,张家已经饿死十余口。因对查抄出来的财产数量不满意,问官们对张家人
重刑拷问。张居正长子张敬修苦不堪刑,自缢身亡,次子张懋修自杀未遂,侥幸保存一条性
命,这就是张居正十年辛劳于国家所得到的酬报。

    对于张居正的人生悲剧,万历一朝的文官集团既然看在眼里,心里产生巨大波动便在所
难免。这一点从一些当时人关于张居正的评论中我们似乎可以窥见端倪。例如当时吏部尚书
杨巍上疏万历称“居正为顾命辅臣,待皇上十年,任劳任怨,一念狗马微忠,或亦有之。今
……上干阴阳之气,下伤臣庶之心,职等身位大臣,受恩深重,唯愿皇上存天地之心,为尧
舜之主,使四海臣民,仰颂圣德,则雷霆之威,雨露之仁,并行而不悖矣。此非独职等之心
,乃在朝诸臣之心,天下臣民之心也”[39],这一番话可谓道出了文官集团主流的心声;再
如当时的左谕德于慎行写给负责查抄张家的官员刑部侍郎丘橓的信,其文沉痛悲愤,几多感
慨,然亦不失公允:“江陵殚精毕智,勤劳于国家,阴祸机深,结怨于上下。当其柄政,举
朝争颂其功而不敢言其过;今日既败,举朝争索其罪而不敢言其功,皆非情实也。……”
[40]。后来的清人查继佐在其著作《罪惟录》中给张居正作传后,犹自作了一番评论,皆是
肺腑之言:“天下事往往有持其是不足以济,共持其是益不足以济,各持其是既不足以济,
且为祸。事有大小,时有缓急,善百世者不顾一时,制万物者不姑息一事。此岂竖儒所能解
?明兴无大臣实拜三公者,止文忠一人耳,功在社稷也。……”[41]。查氏这番话体现了对
张居正的深刻理解和感怀,也道尽了张居正的难言之隐,而一句“天下事往往有持其是不足
以济,共持其是益不足以济,各持其是既不足以济,且为祸。”,更是指出了万历一朝的文
官集团在没有了张居正后彻底失去重心的困境,是明末政治的真实写照。

    明代的皇权高度集中,以宰相之权分属六部。没有了全面负责行政的宰相这个职位,皇
帝的精力又有限,于是出现了一个名不副实的不伦不类的内阁,表面上只是皇帝的秘书班子
,实质上却大权在握。这样一来,行宰相之实的内阁首辅就难免名不正言不顺,易为人所诟
病,这也是历届首辅均不得善终的内在原因。身处一个没有宰相的时代,即便身负宰辅之才
,也无由施展。倘若强要一展抱负,则难免沦为权臣。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就认为张居正在明
代制度下以相体自居,是权臣而非大臣[42]。万历朝的文官集团目睹了一个又一个勇于任事
的内阁首辅旦夕而亡,特别是在张居正身上一荣一辱的反差发展到极致,这不能不使他们畏
惧而退缩。即使他们有以身任事为国效力的念头,张居正的悲剧亦如阴魂不散地缠绕在他们
心头,让他们立生退意。终万历一朝,整个文官集团中再也没有人有能力并且有勇气站出来
以国事为己任,起衰振颓,振兴纲纪;也没有人能够再度驾奴整个文官集团以提高行政效率
,扭转急转直下的政局。“于是小人好权趋利者驰骛追逐,与名节之士为仇雠,门户纷然角
立。驯至悊、愍,邪党滋蔓。在廷正类无深识远虑以折其机牙,而不胜忿激,交相攻讦。以
致人主蓄疑,贤奸杂用,溃败决裂,不可振救,故论者谓明之亡,实亡于神宗。”[43]

    明末文官集团呈现了整体疲软的态势和激烈的派系党争,行政效率低下,法令废弛,国
势日渐“不可拯救”。这其中自有复杂而深远的原因,绝非寥寥数语所能道尽。纵观万历一
朝,张居正的死是一个很明显的分界线,解读其前后的反差,我们不难感受到张居正的政坛
风云和人生悲剧对文官集团的影响。黄仁宇先生在论述失去重心的文官集团时,一针见血地
指出了问题的症结——“世间已无张居正”[44]。在张居正通过与冯保的结盟卷起前所未有
的政坛风暴过后,万历一朝剩下的38年中,始终没有出现第二个敢于担当的政治家。文官集
团以其整体惰性,带着张居正为首的权臣们给他们的血的教训,带着复杂的心情,不可避免
地滑向历史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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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语出王玉德 黄永昌:《近五年来张居正研究综述(2000—2004)》,长江大学学报第
28卷第1期;

[②]近几年关于此类研究的代表性著作或著述有,袁穗仁:《论张居正改革的历史借鉴》,
《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韦庆远:《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1999年版;申亮:《文官制度与张居正改革》,《沧桑》2003年第1期;

[③]此类论述有,左东岭:《论张居正的心学渊源及其与万历士人心态之关系》,首都师范
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谢贵安:《张居正官史修纂的革新措施》,长江大学学报第28卷第
1期;

[④]例如荣真:《隆庆末张居正冯保矫诏辩证》,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5期;

[⑤]较有代表性的是张居正与王安石的比较研究,例如徐昌强:《试论王安石变法与张居正
改革成效不同之原因》,荆州师专学报1998年第4期;

[⑥]如韩晓洁:《政治家的人格与改革的成败——论张居正改革失败之个人因素》,长江大
学学报第27卷第1期;

[⑦]此类与张居正有关的研究有樊树志的《帝王心理:明神宗的个案》,载于《学术月刊》
1995年第1期;

[⑧]具典型意义的作品有樊树志:《张居正与冯保——历史的另一面》,载于复旦学报(社
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此外温功义:《明代宦官与三案》(重庆出版社2000年版)第十
三节《冯保和张居正》亦有所论及;

[⑨] 《明史》卷二百十三,张居正传;

[⑩] 《罪惟录》列传卷之十一下,张居正传;

[11] 《明史》卷二百二十六,海瑞传;

[12] 《明史》卷二百十三,张居正传;

[13] 《明史》卷二百十三,张居正传;《罪惟录》列传卷之十一下,张居正传,均有如是
记载;

[14] 《罪惟录》列传卷之十一下,张居正传;

[15] 《张太岳集》卷九,司礼监太监冯公预作寿藏记;

[16] 《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卷七,张居正上;

[17] 《明史》卷二百十三,张居正传;

[18]《张太岳集》卷三九,被言岂休疏;

[19]《张太岳集》卷三八,谢恩赉父母疏;

[20]《罪惟录》列传卷之十一下,张居正传;

[21]《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卷七,张居正上。吕调阳和张四维都曾任内阁辅臣,与张共事


[22]《明史》卷三百五,冯保传;

[23]《明史》卷三百五,冯保传。爵即徐爵,时任锦衣卫指挥史,系冯保的党羽;

[24]《明史》卷三百五,冯保传;

[25]《国榷》卷六八,隆庆六年六月丁卯;

[26]《明史》卷三百五,冯保传;

[27]《明史》卷三百五,冯保传;

[28]《明史》卷二十四,庄烈帝本纪;

[29]《明史》卷二十四,庄烈帝本纪;

[30]《明史》卷二一三,高拱传;

[31]《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卷六,高拱传;

[32]《高文襄公集》卷二,东里高氏世恩录。本文转引自韦庆远:《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政
局》第十章“隆万交替与张居正独揽朝纲”;

[33]《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卷六,高拱传;

[34]《国榷》卷六七,隆庆六年三月乙已;

[35]《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卷六,高拱传;

[36]《明史》卷三百五,冯保传;

[37]《明史》卷三百五,冯保传;

[38]《万历起居注》,万历四年八月对张居正一品九年考满的批语;

[39] 转引自《张居正大传》第十四章,尾声;

[40]《国榷》卷七二,万历十二年四月丙寅;

[41]《罪惟录》列传卷之十一下,张居正传;

[42]钱穆先生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四讲中作出如是论述

[43]《明史》卷二十一,明神宗本纪;

[44]《万历十五年》第三章,世间已无张居正。





参考文献


1.[清]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1971年版;

2.[清]龙文彬:《明会要》,中华书局1956年版;

3.[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中华书局1977年版;

4.《明实录》,台北中华书局1966版;

5.[明]王世贞:《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中华书局1991年版;

6.《万历起居注》,北京大学影印本;

7.[明]张居正:《张太岳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8.[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1950年版;

9.[清]查继佐:《罪惟录》,浙江古籍出版社;

10.[清]谈迁:《国榷》,中华书局1988年版;

11.温功义:《明代宦官与三案》,重庆出版社2004年版;

12.韦庆远:《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3.李渡:《明代皇权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14.张显清 林树金:《明代政治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5.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

16.朱东润:《张居正大传》,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17.孟森:《明史讲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18.王春瑜 杜婉言:《明朝宦官》,紫禁城出版社1989年版;

19.杜乃济:《明代内阁制度》,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69年版;

20.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

21.[美]牟复礼 崔瑞德编,张书生等译:《剑桥中国明代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年版;



论文:



1.袁穗仁:《论张居正改革的历史借鉴》,《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

2.荣真:《隆庆末张居正冯保矫诏辩证》,《杭州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5期(1994年9
月);

3.樊树志:《帝王心理:明神宗的个案》,《学术月刊》1995年第1期;

4.韦庆远:《有关张居正研究的若干问题——〈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政局〉一书的序言》
,《史学集刊》1998年第2期;

5.李治亭:《明亡于神宗辩》,《史学集刊》1998年第2期;

6.樊树志:《张居正与冯保——历史的另一面》,《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
1期;

7.施穗:《张居正改革的悲剧——评述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关系国家兴亡的最重大的一次改
革》,《炎黄春秋》2000年第7期;

8.申亮:《文官制度与张居正改革》,《沧桑》2003年第1期;

9.王玉德、黄永昌:《近五年来张居正研究综述(2000——2004)》,《长江大学学报》
第28卷第1期(2005年2月)。




                                              2005年10月.武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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